收藏本站
财新闻 门户 财经 查看内容

全球制造业争夺战已经打响,中国减税大门何时开启?

摘要:最近,曹德旺、宗庆后等实体经济企业家不断呼吁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税收负担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而在此前,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、日本科技 ...

文章来源:苏宁金融研究院

最近,曹德旺、宗庆后等实体经济企业家不断呼吁降低中国企业部门税收负担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而在此前,台湾制造业巨头富士康、日本科技企业软银集团大规模加码对美投资,其背后动因无疑是特朗普大规模对实体经济和企业部门减税让利。

事实上,特朗普大张旗鼓的减税计划,已经使得英国政府提前跟进,正式批准了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的政策,并承诺英国企业所得税将降到G20国家中最低水平。

在此内外争夺国际制造业投资的暗战中,中国企业部门的税收负担如何?我们的财政收支和债务状况能否支持跟进实施相应的减税政策?

我国有必要降低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三点原因

当前,企业部门税负高企是我国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关键因素之一,也是我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在经济新常态下,大规模对企业部门减税让利显得尤为必要。

首先,我国宏观税负显著高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水平。关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,各种分析见仁见智。在此,笔者以IMF统一标准计算(即一国的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),2015年我国广义财政收入占GDP比重(即宏观税负)为34.3%,而2013年发达国家俱乐部—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(OECD)平均的宏观税负为34.16%。与此同时,现任财政部长肖捷2011年的一篇学术文章《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》的基本结论指出,“随着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,宏观税负水平也应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”。由此可见,当前我国的整体宏观税负,显著高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水平。

其次,私人部门总税率高企是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负面因素。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对世界银行《2017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》关于中国私人部门税负估算并不认可,但必须承认,该报告估算的私人部门税负水平,仍大体反映了各国横向比较的真实税负。根据该报告,2015年中国私人部门总税负(占税前利润比重)为67.8%,在G20国家中仅低于阿根廷、巴西,而这两个拉美国家长期处于高利率、高税负和资本外流的经济疲软之中。中国私人部门的总税率,显著高于中国制造业G20国家中主要竞争对手印度、墨西哥、印尼等国家私人部门总税率。同时,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转移目的地如马来西亚、越南、孟加拉、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私人部门总税率均在40%以下,大幅低于中国私人部门总税负。私人部门总税率偏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。

最后,企业部门高税负是我国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近年来,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,特别是企业盈利能力快速恶化,既有周期性原因,也有经济新常态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,但企业部门的高税负影响不容忽视。从中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来看,2011年以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从12.3%持续下降至2015年6.2%左右,接近腰斩。与此同时,尽管标准普尔500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也经历了下降,但始终保持在12%以上,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。因此,特朗普针对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实施,将进一步扩大中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差距。

我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具备降低企业税负的基础条件

为了保持中国营商环境对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吸引力,一旦特朗普执政后减税政策付诸实施,中国可考虑积极跟进减税政策。在笔者看来,基于当前的财政和债务状况,中国有条件实行较大规模让利于企业部门的减税政策。

首先,从财政状况来看,当前中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稳健。根据IMF的统一标准,中国财政赤字率一直在3%以下,处于绝对安全范围内,且中国财政赤字率波动趋势一直十分平稳。相反,美国、日本、巴西、南非等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,其赤字率都长期高于3%。具体来说,2001-2015年,美国年均财政赤字率为4.77%,日本为6.17%,巴西为4.18%,整个欧元区赤字率为3.22%,均显著超出3%的警戒线。其中,美国财政赤字率2009年一度高达9.5%,欧元区在2009-2010年连续保持6.2%高位,日本赤字率长期保持在5%-10%,巴西赤字率大致在4%-10%区间范围内,南非赤字率在2008年以后则一直高于3%水平(参见下图)。由此可见,相较于其他国家,当前中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稳健。

其次,从政府的债务存量来看,加杠杆的空间相对较大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在私人部门大幅去杠杆的同时,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政府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的进程。2007-2015年期间,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(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)由64%上升至106%,日本由183%快速上升至250%,英国由44%上升至89%,法国由64%上升至97%,希腊、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负担都快速突破了100%。即使是财政状况最为稳健的德国,其政府债务负担也于2010年一度突破了80%。由此可见,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,近十年来长期处于60%警戒线之上。与之相反,中国政府债务负担率不仅低于60%,在G20主要国家中也长期处于最低水平之列,政府加杠杆的空间相对较大(参见下图)。

再次,中国政府部门持有大规模的沉淀资金是减税的有力保障。日益高企的政府沉淀资金,主体是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两部分。与发达国家实行“高税负、高福利”政策相比,中国是在较低福利水平上实行较高税负,政府收入并没有及时以支出的形式返还实体经济,而是以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等形式大量沉淀为政府存款,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。Wind统计数据显示,截止2016年10月,我国政府部门在银行的沉淀资金(政府存款)达到创纪录的28.73万亿元。其中,机关团体存款规模为23.76万亿元,为我国2015年GDP的35%,财政存款4.97万亿元,接近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/3(参见下图)。这些政府部门的沉淀资金是下一步我国实行减税政策的有力保障。

最后,各级政府持有巨额国有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。Wind统计数据显示,截止2016年10月末,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高达130.56万亿元,其中,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分别为68.54万亿元和62.02万亿元,同期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.92万亿元。而在2015年,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决算中,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仅为690.76亿元,占2015年中央国有企业总利润16148.9亿元的比例仅为4.3%,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同样不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的10%。由此可见,我国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明显偏低,企业和居民难以分享国有企业的收益。巨额的国有企业及其较强的盈利能力,是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重要的财力基础。

综上所述,随着特朗普减税大招引领的新一轮减税潮的可能到来,全球争夺实体企业投资将日益激烈。在劳动力成本、环境成本、能源成本、土地成本不断攀升或持续高位的背景下,我国决策部门近年来已经通过营改增等税制改革,间接地、较大幅度地减轻企业部门税负,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看,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,而降低税负则是降低企业成本、振兴实体经济和财政扩张的主要方向之一,这些举措都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的营商环境,提升中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。


鲜花

握手

雷人

路过

鸡蛋

评论(0)

返回顶部